| 重慶大轟炸研究取得重大進展，我市抗戰研究專家花費7年時間，確定了2660名遇難者同胞名單。該名單不僅有名有姓，還有死亡年齡、生前住址等。這份名單的確認，填補了重慶大轟炸無受害者資料的歷史空白。
確定2660名遇難者名單
這份2660名重慶大轟炸遇難同胞的名單，除了他們的姓名之外，還有遇難時間、遇難地點、死亡年齡、生前住址等。
做這項工作的課題組主要成員來自西南大學重慶中國抗戰大后方研究中心、市委黨史研究室和市檔案館,包括西南大學重慶中國抗戰大后方研究中心主任周勇、市檔案館編研處處長唐潤明、市委黨史研究室處長徐光煦和西南大學教授潘洵。
這份名單，并不是來自親屬回憶或是口頭講述，而是專家們尋訪全國各地及境外檔案館，從歷史檔案中一一梳理而出。
名單的梳理，至今已7年。課題組的專家廣泛查閱了中國臺灣“國史館”、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四川省檔案館、重慶市檔案館，以及我市各區縣檔案館中有關上萬份重慶大轟炸的檔案，逐頁查閱記錄。
“梳理工作中最困難的是，真正記錄死難者信息的檔案太少，相當一部分的遇難同胞名單，是從當時為發放撫恤救濟金而進行的家屬調查表名單中查到的。”
潘洵說，目前提供的首批遇難者名單信息還不夠完善，相關信息還有待根據檔案文獻進一步補充。
填補大轟炸歷史空白
在重慶大轟炸歷史研究中，一直缺乏對侵華日軍重慶大轟炸遇難同胞資料的收集整理。拿不出實實在在的受害者的名單，難以形成具有強烈沖擊力的受害暴行的展示。潘洵說，此次首批遇難者名單的確認，填補了重慶大轟炸研究中，無受害者個體資料的歷史空白。
2007年，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抗戰時期重慶大轟炸及其遺留問題研究”、“重慶市抗戰損失調查“課題組、重慶市“重慶大轟炸歷史文化資源的保護與利用研究”的專家們，啟動了調查工作。
下一步，專家們還將繼續搜集更多遇難者信息，爭取建立一個侵華日軍重慶大轟炸遇難同胞數據庫，為建立侵華日軍重慶大轟炸遇難同胞名錄墻或紀念碑做好資料準備。
證人：抗戰親歷者邵家彥
證明內容：日軍轟炸中國城市
日本飛機的彈片
劃破了我的頭
86歲的邵家彥住在華福路邊的一個小區里，一身白衫、黑褲打扮，口齒清晰。
“盧溝橋事變時，我才9歲，讀三年級，在武漢的漢陽兵工廠子弟學校，我父親是兵工廠的工人。”邵家彥仍然記得1937年發生的事。
“老師對我們宣布，你們不能讀書了，北平被日本侵略了。”邵家彥說，當時很多同學都哭了。
接下來，邵家彥和家人面臨的是無休止的轟炸。在邵家彥的記憶中，每天都有日本的飛機來轟炸，最多一天空襲警報要拉響三四次。在一次轟炸中，邵家彥的母親背部被彈片劃開一條口子，在兵工廠的醫務室里簡單處理后縫了幾針，在母親懷里的邵家彥頭部也被彈片劃傷。“那時，日本的飛機飛得低啊，我們能清楚地看到飛機上的日本國旗圖案。”
上街救助傷員
邵家彥的父親在漢陽兵工廠工作，負責制造手榴彈，有一份穩定的工作，這讓他們一家人在武漢不用擔心吃穿。學校停課后，邵家彥和同學們在老師的帶領下，開始救助從前線撤退下來的傷兵。
“傷兵到處都是，我們學校都騰出地方安置傷兵。”邵家彥回憶道，“傷兵太多了，醫院已經住不下了，滿街上都是傷兵。那時我已經9歲了，能做點事情，就給傷兵們送點水”。
沒過多久，大批學生從東北、北京流亡到武漢。邵家彥跟著比他年齡大一些的學生為傷兵們送水送物，還組織義演。
到重慶走了1年多
盧溝橋事變后一年，1938年8月，邵家彥和父親以及家人開始從武漢往重慶撤退。
“白天有日本飛機轟炸，撤退就只能在晚上進行。”晚上，邵家彥和同學們在漢江邊打著燈籠、火把為搬運設備的工人照明，“江邊能看到好尸體，都是被炸死的”。
加上邵家彥的兄弟姐妹，一家7口先坐了兩三個月的小木帆船經洞庭湖到常德，再從旱路步行經過澧縣到宜昌。到了宜昌一家人才又坐上到重慶的船，“我們足足走了一年多才到重慶”。
文/重慶晨報記者 杜海
77年前的今天，日本軍國主義悍然炮轟宛平城，制造了震驚中外的“七七事變”，標志著全面侵華戰爭的開始，成為中國全民族抗戰的起點。這場戰爭，給中國人民帶來了空前災難，激發了中華民族的徹底覺醒和頑強奮起，并由此開辟了世界上第一個反法西斯戰場。
正義與邪惡決不容混淆，歷史悲劇決不允許重演。今天，我們紀念全民族抗戰爆發77周年，是為了尊重和維護歷史的真實性和嚴肅性，捍衛人類的尊嚴和良知；對那些罔顧事實、篡改歷史的人來說，是一種提醒和警告；對于致力民族復興的中國人民來說，是一次民族精神，民族魂的張揚和謳歌。
證明內容：侵華戰爭期間殺害數千名中國軍民
日戰犯佐佐真之助供述:
襄樊作戰殺3500名抗日戰士
中央檔案館6日公布了日本戰犯佐佐真之助的侵華罪行自供提要。
據佐佐真之助1954年8月-1956年5月筆供，他1893年出生于日本福岡縣。1932年9月到中國參加侵華戰爭，任關東軍第10師團步兵第63聯隊第3大隊少佐大隊長，1945年7月任關東軍第3方面軍第39師中將師團長。1945年8月23日被蘇軍逮捕。
重要罪行有：
1932年10月，“我于佳木斯駐防期間”，“當做密探嫌疑者而逮捕了中國人民約30名”，“其中經拷問后殺害了抗日戰士15名，人民6名”。“在佳木斯東北方約10公里之村莊，”“對戰場村莊的人民給予了損害，依照我的命令殺害5名”。
1940年8月，在浙江莫干山，“我的部下大隊在戰斗中曾使用毒瓦斯（綠筒）給予了重慶軍（即國民黨軍——編者注）戰士莫大的損害”。10月，在浙江諸暨，“殺害了重慶軍戰士約600名，在這里邊包含戰斗中重傷者和被戰士殺害的俘虜推測約40名。這個罪惡是我平常教育須殺害這些俘虜的結果。又各大隊在戰斗中使用毒瓦斯（綠筒），給予了重慶軍戰士很大的損害”。
1941年1月，在浙江杭州，其指揮的第1大隊“逮捕密探嫌疑者約20名，拷問殺害的約7名”；第2大隊“逮捕密探嫌疑者約20名，拷問之后殺害的約9名”；第3大隊“逮捕密探嫌疑者約25名，拷問殺害的約8名”。
1943年12月，在“荷蘭領屬東印度安汶島”，“強制的使用印度尼西亞婦女十數名，設立一個慰安所，供給日本兵士之用，這是對印度尼西亞婦女重大的侮辱行為”。
1944年6月，在從浙江金華向衢州作戰中，“殺傷人民約50名”。
1944年12月-1945年5月，在湖北“逮捕了抗日軍及抗日團之密探嫌疑者共約90名，在調查拷問之下共殺害約30名”，“于步兵聯隊宣撫班，也對中國人民進行欺騙的宣傳，在其行動中虐待人民，其中殺害約6名”。在湖北當陽，“對奮起正義行動的多數人民，毆打虐待致殺害約20名”。“為了教育刺殺練習試斬等使用，慘殺了俘虜5名”。“師團于湖北省駐防期間，在當陽從以前就設立的日本人經營之慰安所，使之供給日本軍隊慰安，師團對此經營予以支持。該慰安所里有中國婦女十數名，都是因日本帝國主義之侵略戰爭，而陷于生活困苦，被強制的收容從事賤業。我想在宜昌、荊門也有和這同樣的慰安所。”
1945年1月，在湖北當陽，“殺害了俘虜約5名”。“師團將各部隊軍官召集到當陽，進行毒瓦斯教育之際，把2名俘虜放入瓦斯室內，為試驗毒瓦斯效力使用。又師團軍醫部，把4名俘虜放入瓦斯室內，進行毒瓦斯效力試驗而虐待，終于把他們都殺害了”。
1945年2月，在湖北沙市西北方馬山屯“殺害了中國無辜人民約15名”。
1945年3月，在湖北襄樊作戰期間，“殺害重慶軍戰士約3500名（于此之中，包含殺害俘虜若干名）”，“殺害中國人民約200名”，“強奸的中國婦女數字約50名”，“燒毀民房約200戶”。“為了隱匿師團之作戰企圖”，“阻止了3名人民通行，并殺害之外，于其他村莊道路等，逮捕虐待人民，殺害十數名”。“在南漳方面作戰中，發現由中國人民4名用擔架搬運2名負傷的重慶軍戰士中，便將該負傷戰士2名殺害，并將逃跑的搬運中之人民4名也射殺了”。“各步兵部隊于攻擊戰斗期間，使用毒瓦斯及炮兵發射瓦斯彈，給予重慶軍損害”。
另：
1932年9-12月，“殺害人民：作戰時約35名，平常時約8名，計約43名”。
1934年3-12月，“殺害人民：約10名”。
1936年3月-1937年5月，“殺害人民：約7名”。
1940年3月-1941年3月，“殺害人民：作戰時約3名，平常時約24名，計約27名”，“強奸婦女：平常時1名”。
1942年12月-1944年1月，“殺害人民：作戰時約3名，平常時約21名（以外負傷約15名），計約24名”，“糟蹋婦女（慰安所）：十數名”。
1944年2-11月，“殺害人民：作戰時約50名”，“平常時約2名”，“強奸婦女，1名”。
1944年12月-1945年8月，“殺害俘虜：作戰時約6名，平常時做刺殺教育用約5名，試驗毒瓦斯教育用6名，其它5名，共計約22名”。“殺害人民：‘作戰時約204名’，‘平常時約65名’。‘計約269名’。‘強奸婦女，作戰時約50名（推測數）’，‘平常時約17名（包含慰安所）’，‘共計約67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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